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据碳14法测定年代，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先后经历了约2000年的发展历程。其发现与发掘的影响和意义深远，第一次宣告了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证实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仰韶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及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由于遗址中还发现了非常精美的彩陶，因此，亦有人称之为“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 船形彩陶壶

（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1921年4月，中国地质调查所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根据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的发现和调查结果初步推断，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可能是一处相当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他在获得中国政府同意后，来到仰韶村展开了地质调查。同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安特生主持了对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自此，西起甘青交界处的河套地区，东至河北，南达湖北西北部，北至长城沿线的宏大文化遗址，开始逐渐向世人展露它迷人的风采。

在即将发行的国家宝藏系列金银纪念币中，将向我们展示仰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陶鹰鼎。借由此物，我们得以管窥这一对中华文明意义非凡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国家宝藏（文明曙光）15克银币之一背面设计图稿

陶鹰鼎发现于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过程颇具戏剧性。1957年，太平庄农民殷思义在犁地的时候，犁头碰到了一个很坚硬的东西。他本以为是一块石头，没想到几镢头下去，竟然刨出来一个黑乎乎、形状像鸡的罐子。殷思义见此器物比较完整，就把它拿回家给鸡当了饲料盆。次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张万忠等人到华县进行考古发掘，同时对当地的农民宣传文物保护知识。殷思义由此想到家里的鸡饲料盆可能是文物，便主动把它交给了考古队。后来经过鉴定，这件“饲料盆”属于仰韶文化时期，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1993年，陶鹰鼎作为我国的“申奥大使”，赴瑞士奥林匹克博物馆进行展览。2002年起，陶鹰鼎入选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瑞士之行成了陶鹰鼎仅有的一次出国经历。目前，该文物被安置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迎接全世界观众的参观。

陶鹰鼎（@微友刘宾拍摄）

陶鹰鼎的造型十分可爱，它也是目前仰韶文化遗物中唯一以鹰为造型的陶容器。陶鹰鼎设计精巧，鹰的形态与鼎的功能被巧妙地结合到一起。鹰的头部塑造得简洁而传神，钩状的喙和突起的眼睛具有很强的写实主义特征，展现了鹰的威猛之态。鹰短粗的双腿和尾部形成了稳定的三角支撑，浑圆的肚子被用作鼎腹，既满足了象形的需求，又兼顾了实用性，同时也使整件文物更具“萌态”。

陶鹰鼎（@微友刘宾摄）

鼎这一器型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着独特的地位。造型简单的陶鼎曾被广泛地用作生活用器，主要用于烹煮食物。除此之外，一些造型罕见、制作精良的陶鼎，也会作为礼器应用于祭祀等礼仪活动中。经新石器时代发展至夏、商、西周时期，鼎的材质、形状、装饰纹样和功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至夏时，相传大禹铸九鼎象征九州，鼎完成了由陶质向青铜质的转变，这不仅象征着我国青铜时代的到来，也象征着王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与陶鹰鼎同一处出土的还有一件石斧。石斧表面被打磨得十分平滑光亮，制作同样精致，且不见使用痕迹。考古工作者推断这件石斧并非日常生活用具，而是权力的象征。早在旧石器时代，远古先民们就已掌握了石斧的制作技术。在当时，石斧主要被用作生产工具或武器。发展至新石器时代，石斧逐渐发展为权力的象征。

出土于河南汝州阎村的另一件仰韶文化器物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上，也是用石斧来表示权力。考古工作者根据陶缸上所绘制的图案推测，白鹳和鱼应当分别是两个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白鹳啄鱼意味着以白鹳为图腾的氏族向以鱼为图腾的氏族发动进攻，并取得了胜利。

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

（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彩陶与彩绘陶是新石器时代的两种不同陶器，其主要区别在于制作工艺不同。所谓彩陶，即在完成塑形的陶坯上，以天然的矿物质颜料描绘图案，然后入窑烧制而成的陶器。由于颜料经过烘烧，所以着色比较牢固。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贵金属纪念币（第2组）

1盎司银币背面图案有中国传统彩陶纹饰

而彩绘陶则是在烧成的陶器表面绘制图案，绘制完成后，陶器不再进行二次烧制，因此彩绘陶的涂料附着并不牢固，受潮或遇水后容易脱落。在新石器时代，彩绘陶的数量远不如彩陶多，但彩绘陶存在的时间却远远超过了彩陶。战国秦汉之际，彩陶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彩绘陶则被大量应用于随葬，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人们熟知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便属于彩绘陶。

中国杰出历史人物金银纪念币（第1组）

22克银币（4枚）

对中华文明而言，仰韶文化的意义不仅仅是向我们展现了精彩绝伦的彩陶文化，它更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在当时西方列强的话语体系下，中华文明西来说盛极一时，出现了“中华文明并非由本土而生，中国没有经历石器时代，中国最早的历史只能追溯至商代，且商代的文明也是自西方地区传播而来”的观点。而仰韶文化的主要发掘人员之一、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于1923 年发表的《中华远古文化》报告，更是将“仰韶文化西来说”正式见诸文字。

后来经过我国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和夏鼐先生等人的严谨考证发现，安特生的学说具有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谬误。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了河南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这里，他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文化层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这三层文化前后堆叠，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从史前到商时期，中国历史一脉相承，不存在外来输入的情况。1945 年，夏鼐先生通过对甘肃的齐家文化遗址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安特生的分期存在严重错误。安特生误以为齐家文化比仰韶文化要早，实则恰恰相反。既然东边的文化比西边的文化早，那么文明只可能是自东向西传播。至此，仰韶文化西来说、中华文明西来说均被纠正，安特生本人也承认了这一错误。

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和论证，在史前时期，中原文明曾一路向西传播，在影响了甘青地区之后，又越过河西走廊，影响到了新疆。来自中原的彩陶文化一直深入到中亚，而后逐渐消失于帕米尔的群山之中。当我们尝试在脑海中构建中原彩陶文化穿越黄河、草原、河谷、高山一路向西传播的宏大场景时，我们不难意识到，伟大的中华文化早在近万年以前就已注定成为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文化。那些精美的陶器不仅代表着我国远古先民的勤劳和智慧，更展示着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所以，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从来不是空穴来风的，我们的自信来自黄土和时间，来自不曾断代的历史和壮丽璀璨的文明。